超越左右,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

2018年11月28日

 

  昨儿晚上,在原本是一片温馨的大学同学朋友圈里,看到了激烈的争吵和“毛左”之类字眼,不禁令我觉得有点堵心。在中国,左、右派的帽子是乱扣一气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部分人故意搅混水之故。所以我向来反对以左右定性。不理左派右派等各种名目,只有两派:为人民派和反人民派。不如此,不能打破话语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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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以为自己是左派,当然也不是右派。在我看来,极左跟极右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苦瓜。新中国建立的体制,在意识形态上以平等为号召。当然,官僚集团表面上追求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实则借此集权,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本集团的利益而已。除了少数天真者之外,大部分官僚的利益诉求是非常清晰的,这就是为什么极右派往往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因此,共产必先共权。如不共权,还不如不共产。文革就是共权的尝试,也就是毛所说的“人民群众必须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毛既是旧体制之建立者,也是旧体制之破坏者,这也是他的不同之处。

  改革开放后的新体制实即极左体制在新时期下的变种,它们有着相同的根。举例说,在一个旧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但大家的也就是党的,党的也就是党委的,党委的也就是书记的。不服从书记,就等于反对党!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原则。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这时候他们是以极左的面目存在。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在旧体制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极左跟极右确实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瓜。由此可以理解反右、大跃进时刘邓集团表面极左,而文革后转向极右,阶级利益使然。

  80年代的事件之后,多数知识分子的小心脏还吓得怦怦直跳,一时间是思想淡出,学术上位。但是,对改革的反思开始萌生。打头的是部分老干部,他们在文革之前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文革中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目睹内忧外患,于是一面高举毛的旗帜,一面却又念念不忘旧体制,可谓旧体制派。他们多数仍不知二者之矛盾。

  到九十年代末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浮出水面,并且打起了嘴仗。看上去是挺热闹,实际上讨论的都是假问题。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有什么意义呢?说得好听一点,是空谈误国,说得不好听,是转移视线,掩护黑手。无论自由派还是新左派,都没有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而是拾西方国家之牙慧。为了掩饰其空洞无物,只好从国外抄一些新、奇、特的名词来吓人,这也是一种病,以那个时期的《读书》最典型,可命名为“《读书》病”。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成不了气候,真正成为现实选择之一的,是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由何新揭搘旗帜,杨帆、郎咸平等张大其势。新国家主义代表了军队和党内部分强硬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镇压左派,瓦解右派,分化整合官僚买办集团,以统一的国家力量,抗击新帝国主义。新国家主义掌握的各种资源较左派多得多,欺骗性又较右派大得多。民众很容易受民族主义所鼓动,新资产者是乐于托庇在国家强大的羽翼下。反对派或被镇压瓦解,或受其民族主义目标吸引。各种势力搏奕的结果,很可能会没有一派取得彻底的胜利,最终是产生一个类似普京式的强力领袖和新权威政权,一方面打击寡头,同时镇压左派,试图进行阶级和解。

  新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问题不在于国家多一点授权,还是少承担点责任。只要国家的权力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在我们不能管住网警的时候,网警的权力越大,对我们越有害。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中国自然历史条件过于恶劣,所以,新国家主义进行的阶级和解,无论其本意如何,最终一定会失败。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绝不是部分精英能够解决得了的,只有重新回到依靠人民群众的毛主义路线上。

  进入新千年后,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中国政治和思想舞台上的唯一主角了。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当前的情况,与帝俄时期十分相似。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那种以为“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多么可笑呵。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随后的国内战争中,退位的沙皇一家被无情地清算了,新公布的档案表明,发布这一命令的,正是列宁。左派以为左得好,右派则责备列宁的残暴或者说“极左”,其实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想一想,为什么会走到这份上。十月革命后的极左,恰恰说明了在阶级力量对比中,左派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所以,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是国家民族之福份。

  在我看来,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传统左派也被迫作出这一步,凡现实者,皆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改变私有化的趋势。只要能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至于以后怎么样,左右翼会不会分家,这得看老天的安排。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确是超越左右翼或者说左右翼合流的一个目标。近几年来,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例如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摩罗,就是一例。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有人问我,你说寄希望于人民,但在现实中,人民根本不觉悟,怎么办?怎么办,凉拌呗。我还是引用毛的话来回答吧。毛说:“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1963年他回答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如果人民不觉悟怎么办”的问题时说:“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有什么办法?一百年,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浪花一小朵。(百韬网刘琅)

2010-7-23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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