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样理解党内的诸神之争

2018年10月29日

编选自《戚本禹回忆录》。更多文章见百韬网

  我年轻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

  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

  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 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 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 ,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 “两个务必”、 “进城赶考”、 “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 、 “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来源:东莞市横沥万驰电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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