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

2018年11月28日

 

  自汉唐以降,佛教对中国文化实有诸多发明。在文学方面:

  由于佛典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的革命,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演变,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就已有了新的气象。

  六朝时代,由于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启悟了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诗改进为律绝。

高金云、赵斌、卢进良等 黄玉《八仙贺寿》.jpg

  中国人向来作文,都主张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因为中国是没有文法可言的国家,但在唐朝时代,却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译,也将印度的文法输入了中国,比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的“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现代人多以马氏文通是中国文法学的鼻祖,其实唐朝时代,中国就已有了文法学,只是未能普遍地为民间运用而已。

  再如“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及作法──文学批评论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刘勰(法名慧地),却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长的,晚年也出了家,他的作品,颇受佛教文学的暗示及鼓励。

  到了唐代以后的文体,多能近于写实而顺畅,乃是受了佛教文学的感染;经隋唐而至宋代,“弹词小说”或“平话”的出现,那是受了佛教所用“变文”的影响;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乐天及苏东坡等的诗,是因禅宗的“颂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浅出的新诗而来,乃至梁启超先生要说:中国古诗中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所作“佛所行赞”的影响。

  唐代的禅宗诸大师,创用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此而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出现,完全是学的禅宗的笔法。明清的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后以韵文作结的形式,以及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经中“长行”与“偈颂”并用的暗示。由于佛典的翻译,也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语。

  在艺术方面:

  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虽不如近世西洋的实用,但却由于佛经中叙述天宫及佛国净土的施设,力求艺术化,建筑物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输入的佛塔建筑,也为中国的建筑史,带进了一步,开拓了新的里程。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给中国带来了塑像的艺术,在此以前的中国,尚没有塑像的技艺,唐朝的佛教塑像,美丽尽致,曾极一时之盛,数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苏州某寺发现了唐人的塑壁,后得蔡元培申请政府保存。洛阳的龙门,大同的云岗,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飘飘欲仙,栩栩如生之势,那不唯是中国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性的艺术伟构。

  在绘画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享誉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说:“云岗石室与敦煌石室、龙门石室,不啻中国北方之三大佛教美术陈列馆”。又说:“后汉以降,佛教输入,中国之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塔婆,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变为佛菩萨像,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种美术形态之延续,自后汉以迄于今……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之地位”(见“中国佛教美术”)。

  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许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鱼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来的中国音乐。从敦煌石室的发现,知道在冯道的印刷术之前,佛教于隋唐时代,就已有了通俗宣传的刻板印刷品。

  在科学方面:佛教入汉以前中国虽已有了邓析、惠施、墨子及荀子等类似论理学(名学)的提出,中国之有完整的论理学,却自佛教输入以后的因明学开始。中国从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禅师所定的历法,那是根据印度的天文学而来。

  在哲学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国时,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晋时代,讲佛学的引用了老庄,讲老庄的也引用了佛经,从此之后,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备,在许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比如地狱及阎罗的观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运用了,在佛教未来之前,中国没有阎罗的印象,到了宋时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于禅宗的启发,宋元明的儒家──理学的出现,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虽由于偏执他们的门户之见而反来评击佛教,他们却是“坐在禅床上骂禅”;禅宗仅是佛教的一支,宋明的理学家却连对于禅宗的法门也不敢深入,唯恐在深入之后,会迷失了他们自己的立场,朱熹看的佛典较多,朱熹就有这样的体验。

  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中,比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胡适、梁敕溟等,虽然未必信仰佛教,他们却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史家钱穆,对佛教有极高的敬意。哲学家唐君毅,自称受到圆觉经等的启发很多。可见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过去有了那许多,现在仍然有,未来也将必定有了。其实,佛教不唯对中国是如此,对全人类也是如此啊!

  在民间的风俗方面: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所以孔子要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所以要说:“祭神如神在”。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各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就是说的这样的观念;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的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以及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了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而且深,实在无法估计。

  明清以后,佛教由于专制政权的限制和儒家的压迫,越来越向出世领域龟缩。至晚清,讲经方法已程式化,大多单调死板;南北朝隋唐盛行的向大众通俗化宣讲的“唱诵”退化,舞蹈失传。佛教建筑、音乐、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方面的题材、手法陈陈相因;除僧人创作的旧体诗不衰以外,受佛教影响发展起来的民间戏曲、小说等文学形式甚至转而毁谤佛教与僧尼(《西游记》实为妄佛之作;《水浒》中对僧人的淫秽也颇多揭露);僧人在运用医药、科技救人达物方面与隋唐相比也大为逊色。在弘法方面,古老的直接传播手段(即信息发送不经过中介直接达于受体)仍占主要地位,如讲经、开示等,而且局限于寺院内,受众也多限于厌世、避世群体。可是这类群体尽管主观上与社会疏离,却仍然不可避免受宗法社会的负面侵蚀,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往往小心眼地排斥其他受众,门户之见由此而生。中国佛教曾经在全世界率先采用雕板印刷这种受体广泛的间接传播手段,助成了唐宋佛教的繁荣。但至晚清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以前常见的佛菩萨像、经论的刻本竟成稀罕物。而欧洲当时已普遍使用印刷机,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士编的报纸、小册子也已到处散发。

  佛教之所以能够对文化起到巨大贡献,是因为内外兼明是佛教基本的文化观。 “内明”,即与佛教义理修行有关的智慧。“外”指外学,即世俗学术文化,如“声(音韵文字)明”、“医方明”、“工巧明”等,“因明”中有关逻辑学的内容也可包含在内。内外学总称“五明”,“五明”既是佛学内涵,也是弘法方式。正如太虚所言:“盈人间世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

  2005-11-26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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