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情祁同伟

2018年11月28日

 

比起达康书记,出身农村贫困家庭,读大学前连一双球鞋都买不起的祁同伟更让我关注。他本应前途无量,却被梁璐这个官二代当成了报复男人的工具。梁璐让身为省政法委书记的父亲略动手脚,就把祁同伟分配到偏远山区的司法所,把他的恋人陈阳分配到北京,对此官二代们美其名曰权力的小小任性。即便如此,祁同伟并不灰心,勇闯制毒村,身中三弹,最终拿下毒贩,立下大功,他想凭借赫赫战功把自己调到北京与陈阳团聚。没想到梁璐又让父亲把祁同伟死压在山区不放。逼他当全校师生的面下跪求婚。于是,他不得不在权力面前臣服。最后虽然祁同伟做到公安厅长,仍然像风筝被梁家牵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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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想为祁同伟的腐化堕落辩护,但是我确实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其实也算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接班人”, 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学习委员、团干部。那时候我相信政治课本句句都是真理,相信共产主义。记得有一次,班上的几个女孩子入团,在宣誓时笑个没完,使我极为愤怒,在日记中狠批了她们一通。后来怎么看到了孔雀背后的屁股眼儿呢?还是主席说的:屁股决定脑袋。我来自一个山区小镇,父亲行医,母亲经商,在本镇也算有头有面。因此我在本地被看作吃国家粮的而受到尊敬,可是考到本市的重点中学后却被视为乡下佬——因为我的粤语不顺溜,因为我的土气的衣衫,因为我用香皂而不知洗发水和沐浴露为何物。我的同桌是一县委书记的公子,他留着郭富城式的长发,最喜欢跟一个同学比头发长,赢了就请我们溜冰。他没有一次考试不亮红灯,但是身边经常围着一帮同学,每个周末班主任都叫他到家里喝汤。尽管我像一只丑小鸭,但在我内心中,我是极其自尊而高傲的。于是,我用孤独筑起一道抵御伤害的墙。

长大以后,当我推究自身性格的形成,才认识到我的孤独并非因为不善交际,而与我的出身及社会地位有关。甚至在我考上大学、跳出龙门后,这种等级与歧视还时常能感受到。我们学校算有水准吧,还不是有些人悬梁刺股才能踏进大学门槛,有些人却凭着老爸的一张纸条就得到保送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到人事局报到,人事科长问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他的表情是那样的轻蔑,口气又是那样的冷漠。就好像他们的祖宗八代没有一个是农民,就好像60多年前他们不是一群脚上的泥巴还未洗干净的庄稼汉。

也许你会说,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嘛。然而,种种小事联成一体,就展现出社会的真实图景——并不仅仅是蓝天白云、莺歌燕舞,并不仅仅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红黑两色,泾渭分明。你还记得斯汤达笔下(《红与黑》)那个出身寒门,却勇于向上流社会挑战的青年于连吗?事实上,“红”与“黑”的分野,并不是前现代的法国特有的。“阶级”这个东西,并不是狂人的呓语,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但是,我至今仍喜欢和于连,因为他虽然被上流社会砍了头,但从没有在精神上低头。本质上于连还是大革命的平等的产儿,他看不起这些食肉者。也正是为此我不喜欢祁同伟以及同类型的人物——柯云路笔下的李向南、路遥笔下的高加林,甚至还有于连同时代的漂亮朋友,他们不但为了进入上层社会不择手段,而且打心眼里认同这种阶级分野。

无独有偶,少年毛也经历出身低下的屈辱。从乡下来到城里的东山小学读书,毛感觉自己受到歧视。毛说话的口音又带有浓重的乡土气,再加上他衣着朴素,只穿了套自以为像样的短衫长裤,在同学中年龄又偏大,便不断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和歧视,这给他的心里上蒙添了很重的阴影。那些富家子弟经常欺辱毛,讥讽他说:“挑粪桶去吧!还穿鞋呢,脚上有牛屎哩!”所以,终毛的一生,不管后人对他有多少非议,都不得不承认他始终是站在穷人这一边,把他的一生用在了推翻富人社会上。

我还记得,当我跟一个纪委的朋友谈起社会的不公时,他扔过来一句话:你以为你是毛啊?

我当然不是毛,我只是灰蒙蒙的小城的一个灰溜溜的小秘书。

我知道,为了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行,需要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作为默默无闻的铺路石。但我不明白,那些人凭什么踩在我们头上?就凭他们的DNA

没过几年,我就离开了体制。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事业。虽然家人为我感到可惜,虽然我到今天也还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来自由地写作,虽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历史为人类准备的或许仍是官僚奴隶制度。就算是这样,我不会为了成为人上人放弃尊严和自由,我不会为权贵鼓掌呐喊,不管这坚硬的秩序怎样是“历史的必然”。 想起年轻时代自己的各种义愤,也不禁的好笑。不记得那个古人说过,人生在世莫非一话也;话,莫非一笑也。如果说阶级分野无法超越,至少我们可以一笑了之。(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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