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到底是什么

2018年12月27日

腐败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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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万历十五年,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这位二品大员,身后却仅余白银20两,不足殓葬之资。因此,尽管他是朝廷表彰的对象,却成为官员们的反面教材--他们从海青天身上看到:清廉的代价,是连棺材本都挣不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明代官吏的俸禄极其微薄,糊口以外,已不足维持庞大的关系网--同乡、同年、姻亲等。而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于官员的自保及升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尽管有海瑞的道德感召,尽管有剥皮实草的严刑(洪武时,贪污20两以上,即剥皮,填上干草,挂在官衙旁示众),仍不能阻止官吏千方百计寻求额外的收入。

  这个史实告诉我们:腐败并不只是道德和法律问题,它深植于不合理的制度之中。

  清朝统治者深知明政之弊,雍正登极之初,就施行“耗羡归公”,朝廷把官吏的额外常例收入充公,再另给“养廉银”。这一制度,的确有效地抑制了腐败。但是好景不长,乾隆年间腐败又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仅军机大臣和坤一人,就聚敛白银八亿两,是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数十倍。

  1948年,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腐败分子)最后无果而终。同是蒋介石,在兵败台湾后却能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这是因为保守地主、官僚的力量已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了。归根结底,不是没有好的制度,而是他因为无法违背自己的统治基础。制度是要由人来实行的,是一定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在古代官僚政治中,地主-官僚集团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产品的支配权,自然会使分配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而居于地主-官僚集团之上的皇帝,如果真的一反到底,就会动摇自己统治的阶级基础。

  这个史实告诉我们: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要根除腐败,仅有完善的制度是不够的。

  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腐败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或个别单位的行为,而是特权阶层追逐私利的行为。

  在斯大林时代,它表现为依据等级对社会消费进行分配,如内部商店、免费疗养等。在内部商店中,产品以远低于外界的价格对特权官员及其亲属出售。斯大林本人还经常给高级领导发“红包”(这笔钱远远高于工资,实际上是收买高级干部)。在这里,公开或秘密的物质利益,成为使斯大林独裁机器得以运行的燃油。

  在“改革”时期,它深化为凭借对资源、资金、技术及产品的行政性垄断进行的寻租行为,也就是“官倒”。这种腐败是普遍的、制度化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它不同于贪污、行贿与受贿等个人性的腐败。后者规模有限,也不具备社会基础,不会动摇国本。特权集团的腐败才是心腹之患。它是通往私有化的直达快车。否定社会主义,实行私有化,并从中受益的,不是下层民众,而是这个特权集团,以及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家族”(金融寡头)。

  毛对腐败的社会根源有深刻的认识。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向毛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

  对于黄炎培的问题,当年毛豪气干云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了消除革命后中国社会中正在萌生、当时尚未充分展开的社会矛盾,即由于社会中的等级差异、分配差异引发的官僚主义与普通民众的矛盾,毛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然而,造反派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相反倒成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的拥有者。

  这个史实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忽视这一根源,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就会走向反面。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在本国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从而使之跨越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复合式的发展必然是社会形态的部分质变,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传统文化等旧质。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并不是一马平川。首先,它们极度缺乏工业化资金,但它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唯有让工人农民作出牺牲,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可是工人农民当然不会自愿掏光腰包。其实,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容许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必须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是,这不但与共产党的信念相背,而且,随之产生的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等现象,亦将动摇革命政权的阶级基础。

  在苏联,斯大林为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大饥荒时期,有“欧洲大粮仓”美称的乌克兰就饿死350万人。此时,苏联政府仍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以换取外汇。(《读书》1998·1)官僚政治作为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就是这样得到了历史的委任状的。官僚集团就是这样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享有产品的分配权的。腐败就是这样产生的。只要生产方式尚未改变,官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就是相对合理的历史选择;只要官僚仍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根除腐败就是一个遥远的梦。(刘琅)

  199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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