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教育制度看革命的蜕化

2018年12月27日

从苏联教育制度看革命的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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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病,如束缚个性、扼杀创造力、过于注重专才教育等等,并非中国一家独有,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卖这样的货色。举例说,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一次会议中,苏联作家就批评苏联整个教育制度都在培养听话的螺丝钉,反对个人的独立思考。

  然而,苏联早期的教育制度并非如此。1931年以前,苏联教育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倡议激进的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还有人认为,由于学校将随着国家一起消亡,因此组织化的教育仅仅是初步的措施,学校将被“社会主义环境所取代”,这就是“自觉教育理论”。但是,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许多苏联教育界领导人则反对“自觉教育理论”,因为它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一时期苏联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人性本善和个人的自觉的发展。正式的教育和纪律被限制到最低点。

  十月革命后,新政权为了建立新的学校和教育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二十年代,在教育学方面建树更为显著。这一时期确立了共产主义教育基本原则,建立了技工劳动学校和苏联学龄前教育体系,形成了新型学校和国民教育新体系,发展了儿童共产主义运动,在教师中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吸收旧社会的专家(教学法专家和理论家)参加新学校,也是旧专家同苏维埃政权和党接近的一个时期,他们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认识自己的思想,去掉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的沉重包袱。

  这一时期也有其严重的错误和迷误,但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时期。但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同“过火现象”斗争的借口下,联共(布)中央某些很有影响的人士实际上一笔勾销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苏联学校和教育学所取得的成就。在1936年(布)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苏联教育学的现状作了片面的和错误的评价。

  为了使教育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的紧急需要,斯大林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在纠正“过火现象”的借口之下实际上放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原则。1931-1932年联共(布)中央在关于学校的决议中要求学校应实行基本技工教育化,尽管如此,中央一直到19373月都未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取消了学校技工化的口号。与此同时,在制订1933~1934年的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和地理的标准大纲中,极端削弱了科学基础知识在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之间的结合。同时劳动教育也越来越局限于学校的车间和实验田,急剧地削减了学校同企业和集体农庄的结合,放弃了在生产条件下组织学生进行生产劳动的尝试。

  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领导下,苏维埃的学校逐渐变成了“苏维埃式的旧中学”。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完全取消了劳动教育,而且恢复了许多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旧中学的特征,如男女分校,部分学校教授拉丁文等。

  同整个社会的变化一样,教育领域也强调权威化。斯大林本人曾经指出,如今国家依赖组织和权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质条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标,因此教育自然也不能忽视权威。在学校里,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改为填鸭式的反复灌输,这也正是为了让学生更顺从社会纪律。

  在1932~1934年间,教育权威化的趋势仍在继续,并且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而此时“左倾”思想不断受到批判。在1936年7月颁布法令,废除了“教育”的科学(儿童成长心理学),因为它强调诸如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宿命论决定作用”,忽视了据说通过直接地规范个性而激发的巨大的潜能。1937年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废除了学校中的技术培训,并且退回到传统科目的教育。教育政策的这一变化,反映出在脑体差别正逐渐被接受,它还标志着,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理想,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但是实际上已被抛弃了。

  教育制度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只是整个苏联社会的官僚化进程的一个环节。在官僚统治的社会中,教育的目标在于“批量生产”官僚的接班人,即缺乏个性、创造力和温良顺从的下一代。

  甚至学校本身都成了一个官僚机构。学校不是或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而是行政体系在高校系统的延伸。其主要特征是:庞大的行政队伍(包括主管部门和学校内部的)是支配和支撑高校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架编排在不同的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是高校动作的根本的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和价值根据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标准和根据。(刘琅)

  19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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