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没有阶级

2018年12月27日

社会主义国内的阶级分野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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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苏联没有阶级,这是早在1936年,斯大林就公开宣称的。但他心知肚明,他脚下的土地还在动摇。左派反对派虽然被打倒在地,可依然心怀不满。在社会上,托派的传单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教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标语。农民无力对抗集体化,却大量屠宰牲口,消灭储备,毁坏工具,由此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次战争。一些省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3页)。

  因此,斯大林先发制人,实行了大清洗。大约有200万人被杀害。(《斯大林政治评传》)此外,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包括劳改、流放、禁锢等。(《被玷污的岁月》第373页)

  “伟大的统一和团结”,就是用这个办法达到的。

  专制和残暴并不仅仅属于斯大林这个名字。在斯大林死后,196261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城发生抗议政府提高肉和黄油的价格的罢工。愤怒的的工人与士兵发生冲突,死7080人。政府最后出动坦克,才把群众驱散。表面上看,事件的起因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它是人民对整个制度的不满和抗议。索尔仁尼琴说:“这个事件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事件……是41年来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古拉格群岛》下第633页)

  如果联系东欧国家的同类事件,如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我们对它的阶级冲突性质会看得更清楚。

  1956628日,波兰波兹南市工人为减税和增加工资而举行了游行示威,示威群众与波兰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派来镇压的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事件是波兰一系列政治危机的序曲,它的深远影响,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后,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波兹南事件是1948-1953年间波兰模仿苏联模式所造成的恶果。这种模式就是在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指导下,实行一元化领导,同时产生了个人崇拜和种种残暴现象。在经济领域则依靠强迫集体化,加速重工业化,扩大积累比重等手段,来追求物质指标。指标的实现给官僚事业来了利益,但往往是以损害人民利益为代价的。

  波兰党和政府远远没有摆脱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结果出现了周期性的比例失调,生产下降、倒退。在国民收入的使用和分配上,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市场商品紧缺。因此人民很有理由认为,党只对完成指标感兴趣,而不关心他们的生活。

  在政治方面,对斯大林化时期犯下的错误讳莫如深。波兰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意识到改革正在损害他们的自身利益--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削弱了他们的特权和地位。追究历史现任则会使他们的不光彩的一页公诸于世。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斯大林体制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缺乏民主,这些事实在人民群众的心中积聚了深刻的不满。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波兰社会也开始解冻。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得到了初步纠正,在政治方面也出现了松动。但是,改革由于受到保守的官僚集团的阻碍而进展缓慢,甚至有停顿的危险,因此使人民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再加上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强烈冲击,使得长期积聚的不满以突如其来的形式爆发了。

  波兹南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领导机关对工人减税和增加工资的要求采取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

  政府机关对工人漠不关心。1995年底就答应发还给工人的560多万兹罗提所得税迟迟没有退还。对工人和劳保福利问题也一直拖延。当波兹南工人派出代表请求解决问题时,却被官僚们拒之门外。当工人决定罢工时,机械工业部部长不为所动地说,如果罢工上街,将会遇上坦克。全体工人被激怒了。

  事实上,经济困难虽然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局限的经济困难本来是可以及时解决的,在工人走上街头后,政府很快就退还了强征工人的所得税。假如他们不是那么脱离群众,不是那么无视群众疾苦,悲剧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波兰工人党派出了保安部和坦克镇压坦克手无寸铁的工人,造成了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00多人被捕。事件平息后,政府的公报中把事件称为“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地下反动组织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的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

  现在不会再有人相信所谓敌特分子挑起动乱的谎言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人民走上街头,抗议的是什么?

  事件后的新的领导人哥穆尔卡指出:“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厉行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受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这表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波兰社会存在一个脱离群众、与人民利益相背离的官僚特权集团。

  今天看来,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断,并不是无的放矢。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和谐的,它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差别,因而也必然有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富农被消灭后,官僚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

  在一党制的条件下,社会上利益集团的冲突往往反映到执政党内。苏联官僚集团否认矛盾,却以统一、团结的名义清除政敌。领导集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野和冲突采取鸵鸟政策,而苏联的全控主义体制,使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不能通过透明、畅通的渠道表达出来,不得不以更消极的方式宣泻。到了七、八十年代,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下,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和深化,最后以突然、猛烈的方式爆发。

  大体上的演变如下:70年代后,苏联社会在死水般的沉寂下,经历了结构性的演变,比如工业化,农村向城市的大量移民,城市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熟练技术工人和白领阶层的壮大,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等。所有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根本的一点:苏联社会的城市化。

  城市化创造了新的管理和技术阶层,主要是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由于和新技术革命相联系,又是通过教育晋升,他们在训练和眼界上跟上一代具有农村背景依靠政治优势的干部有着本质不同。

  新的社会结构与旧的政治结构产生了矛盾与冲突。面对危机,党内的改良派官僚进行改革,但力图把改革限制在单纯经济的、专家治国的范围内。

  新的知识阶层则有力地把改革引向多元利益集团和多元化社会和方向。他们给民众描绘了一幅多元化社会的美好图景。但是,技术、管理阶层及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兑现自己的许诺。掌管一切的官僚集团才不愿意自己清算他们的特权,而让位于技术人员与暴发户操纵的不可捉摸的市场。历史没有这样的先例。事实上,他们更愿意把这种因为托管的权力而带来的利益固化,使权力真正成为资本,使国有企业的经理们真真正正成为资本家。

  为了做做样子,官僚集团把一部分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区,但是这仅仅促进了低一级的官僚们通过行使手中的垄断权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如果说改革的确打破了一些“职位特权”,它也绝没有削弱整个权力系统。至于工人和农民,他们人数最多,却是最不算数的阶级。

  可以想象,在阶级力量对比极不均衡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多元化社会”,带给苏联人的不是安定,而是动乱;不是民主,而是官僚与资产者的独裁。由于官僚集团从内部使改革的目标受到扭曲,改革总体上是按照有利于官僚的方向进行的,到了后来,实际上变成了官僚集团瓜分国有财产的一场盛宴。这样,苏联解体后,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各式各样的老板、经理、石油暴发户,依然是社会的主人。

  历史告诫人们,在阶级冲突中,唯一的决定因素是力量对比,而不是取决于良好的愿望。官僚集团决不会自动放弃权势利益,不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只要游戏规则由官僚制定,无论怎么玩,它都是最后的赢家。

  如果说苏联多少还挂一点社会主义的幌子,人民多少可以享受一些福利,如今在俄罗斯,已经成为寡头的乐园。

  今后五到十年,将是中国至为关键的时期。假如我们不能正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不能好好地敲打这些得意忘形的官僚-资产阶级,那么可以断言,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附庸化,都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刘琅)

  19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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