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西方官僚政治的本质区别

2018年12月27日

苏联与西方官僚政治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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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苏联能够把人送上太空,却无法使电梯正常开动;能够搞最尖端的病毒研究,却不能使群众的常见病得到较好的治疗。提供给权贵和国防部门的产品是先进和精致的,为芸芸众生制造的消费品则无不打上了粗制滥造的印记。显然,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选择问题。资金和原料首先供给和官僚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防、重工业部门。即使有限的资源也不能很好地用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企业往往生产一些完全多余的东西,因为生产这些东西比较容易完成任务。至于产品的适用性和质量,则因为和升迁无关而被置之不理。

  这是因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政治是伪装成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因此,它往往与普遍利益相冲突。在官僚集团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上,尽管在追求某些抽象目标时官僚可能与人民采取相同立场,但在具体政策上,可以看出,他们追求的最终是其集团利益,无论在社会生活的那个方面都是如此。

  民族问题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而它的症结却在于国家性质。分而治之是历代沙皇统治的法宝。无疑,斯大林集团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战争时期对车臣等少数民族的迫害,战后甚嚣尘上的排犹主义,目的是为了挑拔各民族的不和,使阶级仇恨转化为盲目的民族仇恨。

  官僚政治的本质是追求本集团、本部门和个人的私利,权势利益是官僚的主要行为动力。名义上,官僚机构是普遍利益和普遍原则的化身,实际上,它总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把自身的特殊利益当成社会的普遍利益。

  应该指出:官僚政治是历史的存在。古代有,现代也有;东方国家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在西方国家,有专门培养公务人员的地方。在西方,部长(或者大臣)并不是“公务人员”,他们是经过竞选,由得胜的“党派”派来“执政”的,通常叫“内阁阁员”。副部长以下的公务人员、乃至整个公务机关,都是“国家的工作机关”,不是党派的私产。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部长(大臣)可以来来去去,但是,国家“公务机关”却是稳定的、不变动的工作机关。它们可以执行大选中获胜的不同党派的不同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是“执政党的工具”。但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官僚制度)。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杜绝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也杜绝了“拉帮结派”的问题。即使是内阁阁员,除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在走马上任或调动工作时,都不可能带着自己的“山头”、带着自己熟悉的一大帮干部一起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领导干部的调动,都与稳定的“公务机关”无关,从而可以保障公务机关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但是,苏联官僚政治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苏联官僚集团不仅仅是执行者,还是决策者;不仅仅是决策者,而且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他们不但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且凌架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苏联官僚政治是伪装成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因此,它往往与普遍利益相冲突。

  这是苏联官僚政治与西方官僚政治的本质区别。(刘琅)

1999-3-24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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